数学还有性别?女性与数学之间的障碍究竟在哪?

内容来源智趣网-爱书楼
  我在西安出生,在那里长到三岁,随父母去了香港,再由香港去了台湾,1970年从台湾大学数学系毕业。那一届数学系非常特殊:我们班40个人,有12个女生。往常一届通常只有四五个女生,我们那届女生却特别多,集成了一股互相帮助和砥砺的力量。这群女生后来继续在数学上发展的很多,拿到博士学位的大概有七八个,在学术界发展的有五六个,现在有四个人在美国大学教数学。罕见的人数优势让我们谁都不落单,彼此扶持,走了下来。数学家的成长无论是生活方面,还是学术方面,都需要彼此呼应、一起前进,处于孤立状态是很难的。
数学还有性别?女性与数学之间的障碍究竟在哪?
  在台湾,高中男女分校。我是台北第二高中毕业的,以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台大,可以任选专业。那个时候台湾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医学,或者其他热门专业。我决定选数学。一进去发现,像台北一中、台南女中、高雄女中保送进来的,很多女生竟然也不约而同选了数学系。我们那时受到杨振宁的影响很大。杨振宁那时刚拿了诺贝尔奖不久,很有名,他到台湾开暑假数学研究课程。他说,他要是年轻人,就会学数学,“数学呈放射性发展,有很多方向,前途很光明”。我猜我们那时都受到他这个判断的一定影响,很多人都第一志愿进的台大数学系。这是当时的风气,我刚好在这个潮流上。后来到美国做数学研究,验证了杨振宁的判断是正确的。
 
  我们上大学时,报纸还有社论说,台湾经济这么困难,台大这么难进,宝贵的社会教育资源应该留给男生,女性未来不会往事业上奋进,实际浪费了资源。我们看了都很气愤。后来我们很多女同学都在事业上继续发展,证明了社论是错误的。我们班的金芳蓉,现在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,李文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数论,还有吴徵眉在伊利诺伊香槟大学教数学,都是出色的数学家。同班女同学现在还有人在台湾淡江大学和马来西亚教数学。我们这个班的女生念纯数学、后来成为数学家的有六个人,还有很多出去做统计、计算机数学,在数学上的基础都很扎实。那时我并不觉得特殊,回头看,才发现那么多女性集中在大学里学习数学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。我们竟能在同一时间全聚在一起,成为一股力量,现在想起来,觉得是种幸运。
数学还有性别?女性与数学之间的障碍究竟在哪?
  当时台湾经济很差,大学里教员师资并不够。幸运的是,有一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数学博士决定回台湾教书。他教我们大一的微积分,教得非常好。师资匮乏的条件下,我们用的是最难的一本英文版教科书,连中文教材都没有。从一开始,我们的数学就是用英文来学的。老师布置单数习题,我们几个女孩在一起都是单数偶数全部做。星期六,大家会常在一起学数学:四五个人聚在一个人家里,先各自都做好,然后讨论每一题的难度在哪里、哪一点过不去、有人过得去有人过不去的地方,我们就一起讨论。有这种集体“研讨”,让我们总是非常兴奋,时常彼此大叫着,在黑板上切磋。我们是在这种情绪高昂的状态下打下扎实数学基础的。在我记忆里,数学一直不仅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,也是一种集体的娱乐,是一种很热闹的学问和活动。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,我们总是以一种合作与讨论的方式来对待数学——早年的相处经历对我们影响很大。
 
  我上初高中时最享受的就是解析几何。三角函数,做一个解析题目,通过加辅助线,可以解决本来解决不了的问题,我非常喜欢。可是回过头看,后悔的是物理没学好。那时台湾的教育学数学就是数学,如果能回到过去,我想我会多学一点物理,让自己知识更广一点。应用数学的问题很多从物理学过来,你需要知道物理现象,知道题目在哪里。我们的教育有一些过于专和尖,太过一心一意。到了美国发现,欧洲来的受过很好教育的年轻人,理解数学问题的角度和视野是非常宽的。
数学还有性别?女性与数学之间的障碍究竟在哪?
  在美国,我每个月大概有两三百美元的奖学金,寄回100美元给妈妈,那在台湾已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。对我那一代的台湾年轻女性来说,选择来美国学数学没有遇到什么阻力:对于我们来说,来美国不完全是求学和研究,也是一个生存发展的好选择。在加州伯克利读书时,我才发现到了高等数学这个层次,男性在这边是占主导地位的,女性非常少。人数少的确吃亏,这意味着你失去了自然而然与人交流的机会。男性之间可以自然发展友谊,勾肩搭背一起去喝杯酒,但对女性来说,这不是一件自然的事。这件事得首先自己去主动克服,突破那种孤立落单的状态。其实对于数学来说,你和别人聊进去了,就会逐渐忘记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。可能刚开始彼此会对性别有所意识,一旦真正谈到数学的骨节问题,性别根本不扮演任何角色,就像法庭辩论一样,它是思维的交锋。只是,要能够舒服地开始交流,需要我这方面做出主动努力;只要跨过了那条界线,就不再有任何障碍。越好的数学家性别意识越淡漠,完全是智识的对流,你的唯一挑战是达到足够高的数学水平,完全不是男性女性问题。如果一个数学家真的在意性别,那么数学在他那里可能并不纯粹,我反而会质疑他的数学水平。
 
  我是做数学分析出身的。后来成为我先生的人与我在同一个研究所,他的方向是几何。我们在一起、成为恋人和夫妻的时候并没有交流过数学,直到我们认识十年后,才开始讨论共同的研究兴趣。我们现在做的是几何分析,用分析的方法做几何,多半是他做几何部分,我做分析部分。女性的空间能力天生并不弱于男性,有时观念、环境和培养的因素影响了我们对女性能力的认知。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女数学家,卡伦·乌伦贝克就是几何专家。她的工作都是原创性非常高的工作。对最杰出的数学家来说,应用和发展知识还不是最重要的,原创性才是第一位的。
 
  十年前,我做出了一个四度空间上的单值化定理(UniformizationTheorem),用分析办法来考虑陈省身做的高斯-博内定理。这是我非常好的一个结果,做这个工作发展出来的整套工具都是新的。我现在正在做的和十年前的这个结果有关。数学上的四度和三度空间需要分类。二度空间分类已有完整的结果,三度空间有庞加莱猜想的证明,现在数学家对四度空间分类感兴趣。我做的是曲率为正情况下的空间分类,也就是保角不变量问题。这个问题我从2000年就开始做,中间去做了一些别的问题。那时工具还不够用,有一些问题做得出来都做出来了,另一些做不出来也就做不出来了,我暂时放下,沉淀了十年。这两年我又回来,一点点突破,重新开始。
 
  女性在诸如数学这样的领域获得成就,环境因素影响很大。我女儿在美国读高中,选择读计算机科学,他们班只有两个女孩选这个方向。班上的男生都是讲男生之间讲的话,她们两个女孩觉得很不适应,过了一阵子,另外一个女孩决定退出。我女儿也想转专业,我们都鼓励她继续下去。很多女孩一开始就生活在一种充满暗示的环境中,比如觉得“科学应该是男生学的,女生来学这个很特别”——从初高中开始就是这样,即使是在美国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女性很难想到要往数学这个方向发展。在台湾上大学时,我一直没有产生这种感觉,后来来美国读高等数学才第一次感到有一点落单。但我心里知道,这不是我的能力问题,而是环境问题,是通过我的努力可以克服的困难。
数学还有性别?女性与数学之间的障碍究竟在哪?
  在职业数学家道路上,女性起步的确会有些艰难,我那时也是。刚毕业,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一起。先生的导师对我们很好,给找工作的推荐信上都写明了我们俩是夫妻,结果却是我们俩都找不到工作。40年前,还没有任何大学愿意接受一对夫妻来工作。眼看着我的同学们在2月份都有了工作,我先生到4月才收到莱斯大学的一份工作邀请,我就叫他去,然后我拿到了一个布法罗大学的工作。这样,大学一毕业,我们就一个在美国东岸,一个在美国南边,相隔三千里。到了圣诞节,我从布法罗飞到休斯敦去看他,温度差了100华氏度,布法罗很冷,休斯敦很热。到了休斯敦,那里有个数学系的老教授看到我非常惊讶。他认为,既然我已选择在布法罗工作而没有追随先生到休斯敦,那我们应该事实上已经分手,没想到我们竟然还维持着婚姻关系。莱斯大学一直没有给我任何位置,连访问的机会也没有,因为他们对我的期待就是追随丈夫。我却根本没有这么想,先生也鼓励我,事业起步还是要工作。分开了好几年后,我们才慢慢把工作找在一起。那段时间的确很挣扎。
 
  我毕业后六年中换了六个工作,都在不同地方。有些地方可以留我两三年,但这已不是一个人的问题,而是两个人的问题。有时我迁就先生,有时他迁就我,两人都换来换去,为的是能彼此离得近一些。到了第六年,我们才都在加州安定下来,我也如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拿到了终身教职。这个过程虽然很挣扎,我们的心思却很单纯,从未想过要在大学之外找工作。在今天,我可能会转去读计算机数学,找大学之外、公司里的工作。但那时我们都从台湾来,对美国社会不熟悉,只认定了这一条路,一心一意,不想别的事。我是在拿到终身教职后才生小孩的。那时拿终身教职是按毕业程序来拿,并不难,但现在变得非常难了。
数学还有性别?女性与数学之间的障碍究竟在哪?
  普林斯顿的数学氛围和加州乃至全美的其他很多大学都非常不一样,到现在我都还在调整和适应中。普林斯顿对学生期待非常高,做东西不是从基础开始学,打好基础再慢慢往上走,而是一开始就从最高处入手,中间再做填充。这里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被期待得非常高,不行的地方后面慢慢填。填充过程基本全靠自学,老师只点拨引导一点点,最重要的是你得独立,凡事都得自己来。各个大学的教学哲学很不同,像芝加哥大学会给学生打很牢的基础,教材一本接着一本。这里不,一上来就给很深的主题去做,刚开始云里雾里,过一段时间慢慢填全补足,就能一下爬得很高;也有极少数学生填不起来,那就摔下来。普林斯顿的学生压力普遍很大,他们必须自我挑战,必须形成独到的眼光和独立的见解。我们挑选的也是独立性强、有挑战精神的人,因为独立思考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重要。这里的人也都有自我期许极高的共同气质,都有来自于他们内在的非常大的自我压力。加州大学相对比较休闲一点,人生态度也不太一样。
 
  我在普林斯顿的女学生中,有一些很出色的数学家,有的做几何,有的做分析。像现在有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女学生,叫王一,已在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教数学,做得很好。还有一位女学生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教数学,也很优秀。她们都各有一个小孩。女性数学家有时在人生路上难免都有挣扎。现在博士后就得做很长时间,女性很难拿到终身教职再生小孩,年纪等不到那么大。我的女学生通常进入终身教轨(tenuretrack)就生小孩,通常已是三十五六岁的年龄,然后再等终身教职。对大学和学术界来说,“终身教职”制度现在变得对女孩子很不利,使得现在的女性做数学反而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难。这个制度要求你在毕业后五六年之内必须拿到“终身”,否则就一直没有终身职位。而博士生毕业通常二十七八岁,接下来的五六年对女性来说,刚好是考虑婚姻问题、生育小孩的时间。而职业数学家事业起步时,做博士后都是这里一两年、那里一两年,地点换来换去。如果一位女性博士阶段已结婚,那先生还需要和她配合这种漂泊的生活,这对女孩子非常艰难。这套制度当年设置时就没有考虑过女性——当年普林斯顿教授的太太都是跟随先生,做家庭妇女,不在外面做事的。现在时代变了,即使大学雇的是男教授,他也是“双体问题”,还得考虑太太的工作。从这个角度看,这套学术制度已有些跟不上社会发展了。
 
  在我的事业和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之间,的确也会产生一些矛盾。我女儿小时候就常说,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常坐在一个办公室里,对着一块黑板长时间工作和思索。她很难理解这种生活,这也导致了她后来没有选择进入学术界。我儿子读物理和数学,现在在谷歌。我女儿喜欢动手,本科则读了工程,研究生读的材料工程,现在也在加州的谷歌总部作研究。但她常常抱怨,觉得正是因为生长在我们家,才让她变成了一位科学家,否则她还有很多路可以走。
 
  数学家教育自己的孩子时,不知不觉会用一些数学语言和他们交流。但其实我教得更多的是中文。他们小时候,每周六我带他们去外面学中文,然后回来给他们讲中文。等他们大一些,到了初中(美国孩子到初高中才开始正式念书),我教了一些数学,先生教他们一些物理,并没有特意教。但我们自己教的数学和学校里的数学当然不一样:数学家探讨的是未知的数学,而学校里教的是数学知识。
相关推荐
广告
新闻聚焦
猜你喜欢
广告
热门推荐
  • 爱书楼最是读书能致远,脑科学推

      科学也好,文学也好,商务也好,人际关系也好,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对一件事采取怎么样的“态度”——是守护......

    07-08来源:书书屋

    分享
  • 清闲时淘书看书

      在我看来,购书读书皆是缘。买书读就是与作者相识相知相交的过程。我在止庵著的《相忘书》扉页上记着购书日期,并写着......

    06-19来源:书书屋

    分享
  • 爱书楼推荐:在职场中如何让大家

       前几天,爱书楼有一个公司在做宣传活动的时候,这个公司的爱书楼老板刻意地将此活动发送给公司的员工们,让员工们......

    07-03来源:默认来源

    分享
  • 书籍点亮人生,书香洋溢校园

        初夏,榴花似火,满目苍翠。在这充满激情的季节里,培英实验小学2019读书节活动圆满落下帷幕。6月4日早上,全校师生......

    06-19来源:书书屋

    分享
  • 如何在爱书楼书书屋查找喜欢的内

      网络十分发达的当今社会,各种收集书籍的网站层出不穷,今天书书屋将为您介绍一些手机书籍频道的网站,在书书屋如何查......

    07-12来源:书书屋

    分享
返回列表
Ctrl+D?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,全面了解最新资讯,方便快捷。